费尔巴哈与斯塔尔之间实质性哲学争论的升级，或许伴随着相当的职业嫉妒的因素，因为斯塔尔这位“神秘主义的使者”自1832年起就在埃朗根大学任教，并于1834年获得了一个全职教席；相反，费尔巴哈在憎恶与挫败中离开了埃朗根。他1834年夏天返回埃朗根并作短暂的停留后，写信给卡普：“我无言向你描述这所大学的丑陋、鲁莽、不知羞耻以及对当代新教神学之野蛮无知的置若罔闻。”[74]那一年之后，费尔巴哈向亨宁提议，他来为《科学批判年鉴》撰写关于斯塔尔《法哲学》第二卷的评论。当同样旨在反对斯塔尔的甘斯最终谢绝了这一任务之后，亨宁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提议。不过，尽管费尔巴哈对斯塔尔满腔愤恨，但他也对攻击这样一位有势力的人物而不安，因为任何一种否定性的评论都有可能葬送他在巴伐利亚安全地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实际上，他在评论斯塔尔的同时，也向特里希抱怨他不能获得一个教席，因而也无法解决“将我与所有政治趋向隔离开来”[75]的窘局。但同时他也认为，针对斯塔尔与谢林“非哲学”的致命打击，或许会使有利于他在普鲁士获得一个安全的位置。[76]然而，这些颇具计谋性的考虑都是次要的，因为费尔巴哈坚信，他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一种迫切干预的需要，而这种干预直接具有哲学和政治意义。考虑到谢林与正统新教的政治-宗教影响与日俱增，以及柏林黑格尔主义保守派的不断成长，费尔巴哈有理由相信斯塔尔代表着“一个越来越有害的、但又在日渐膨胀的党派”[77]之利益。因此，他在给未婚妻伯莎·洛的信中写道，他正手握一把“批判的利剑”，不仅指向了斯塔尔，也指向了“谬论层出、背信弃义、自大无知、造谣中伤的谢林”[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