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人类中，人类本性的形成必须以独特的、批评和赞美的表达方式传承下来，持续不断地在人类团体中传播。因此，行为（正如它依然作用于我们的身上一样）像是上百万的棒槌去使每一个成员都靠近社会人心的要求。只要有语言存在，正如一本确立了意义的杂志，都会有赞美和责备的用语体系，引导和规划着社会的进程。
这套词汇的存在只是为了拥有一种持续的、无法逃避的力量。但是，当一个协调的中介机构（比如说，大众宗教，为了他们的利益，假定了精心编造的宣传，并给予他们所有时间、空间、奇迹和恐惧的分量）出现时，当时的理念的影响就会成倍增加。
没有人能对其同伴对他的要求完全漠不关心，但是上帝（有不为人知的力量，可以伤害也可以赐福）的高压式的和敏锐的命令，将整个事件抬高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层面。许多世纪以来，宗教一直是人类成熟的自觉和自律的储藏室。因为，在尝试看清自己（正如上帝曾经看他）的努力中，人类变得越来越热中于强调自我意识，越来越积极地塑造自己。现在，在原先的机构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它的分支：政治、教育、立法和刑罚的艺术，作为重塑人性的独立的机构。
这些机构如此不同，以至于相互之间失去联系。家庭怎样教育孩子，公民的状况，领圣餐者的教堂，年轻人的兄弟会，士兵的军队，工人的工厂规则，同志中的狂饮者，这些都没有显著的一致性。无法确定他们中的什么人与某个人一致，而这个人会反过来假设所有这些特征，也会打算创造自己。然而，在所有上述的情况中，人的自然材料是一样的。尽管有可塑性，但它仍保持自己的特征。虽然多样，在放在它上面的模具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看上去是顺从的，但对外界规范的接受也是试探性的。从长远来看，重塑人性的标准必须是人性自身。尽管它想要成为什么的预感还很模糊，这个预感就是它最终的向导；对它作出指示的声音越含糊，它就越需要一个可信的诠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