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记》
在记注的基础上加工整理，就成为官修之史。秦史官所修之史，今天可以略见一斑的是《秦记》。金德建在《〈秦记〉考征》[7]一文中对此书作了较详尽的考辨。大略内容是：（一）《秦记》叙事始于秦襄公，止于秦亡。虽然“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但记载了“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等史实，而且“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8]。（二）《秦记》对司马迁作《史记》影响很大，《史记·六国年表》基本参据《秦记》修成，《史记》中详记张仪、白起等许多秦人事迹，与较多采据《秦记》材料有关，从《史记》的一些其他记述中，也可找出采据《秦记》的线索。（三）班固曾见过《秦记》，《汉书·艺文志》未著录此书是由于疏漏，从《决疑录要》、《华阳国志》等书的征引可知，《秦记》到魏、晋时还未佚失。
另一部重要书籍是1975年在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编年记》。[9]《编年记》竹简共53支，逐年记载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的战争等大事，同时，记录墓主的生平等事项。《编年记》的每条记述都很简单，有时还列年而不记事，体例与《春秋》相近，可以看出早期史书的编年记事方式的大致状况。此书采取国史与家史结合的形式，将国家大事与个人生平记录在一起，很值得注意。由此可见，春秋时世卿设官修史之制，秦统一后仍得到保留。与《编年记》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法律及其他文书，喜在秦始皇时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等与法律有关的职务，可知以吏为师的做法，在焚书之前就已成为秦的重要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