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乐的问题不在口感，也不在营销调查或者焦点小组。
问题在于上帝。
问题在于国家。
问题在于可口可乐。
︱第一部分︱ 最初（1886-1899年）
那是1885年一个炎热的夏天。
一个高大的小胡子男人站在亚特兰大最繁华的街道之一——玛丽埃塔大街——的路口踌躇着，马车和汽车与鹅卵石地面相互撞击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商人们匆匆而过；盛装打扮的妇女撑着太阳伞，悠闲地到转角处的雅各布斯药房去买冰激凌苏打水；报童扯着嗓子叫卖着，“快来看！亚特兰大禁酒令与万恶的赋税血拼！禁酒工人集会！歌剧院的反禁酒演讲失败！快来看呀！”
“小孩儿，给我来份报纸。”那个高大的男人摸出钱包对报童说着，然后暂时忘却了喧嚣的马路，开始看起报纸来。有一篇关于酒精饮料特许证的社论：
在上帝和人类之间横着累累罪行：它滋生着、培养着、祈求着、煽动着并且刺激和加重了人类对酒精的放纵。开放的酒吧里，各个角落都有人将酒杯放在嘴边做最后的怀念。
毫无疑问，亚特兰大将会干涸，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玛丽埃塔大街瞬间变得清冷起来。这个男人将报纸折叠后夹在腋下，然后抢在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之前过了马路。他的实验室在玛丽埃塔大街107号。这人就是可口可乐的发明者约翰?彭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