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英国声称海关协定阻止了日本人强占海关的企图，并有助于保持中国在国外的债信，但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日本控制中国海关。英国在谈判中为了追求所谓的“海关完整”，为了继续获得由关税担保的外债和赔款，不顾中方的反对，在是否支付内债、转交江海关积存税款及停付日本部分庚子赔款等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对日让步。英国的这一行为表明了它在紧要关头有可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绥靖侵略者的倾向。不久以后的欧洲慕尼黑协定正是这一倾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租界问题也是日、英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租界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中国方面利用租界进行了一些抗日活动。日本以此为借口，图谋夺取其觊觎已久的租界的领导权。1939年2月至5月，日本先后在上海国际租界、鼓浪屿国际租界发难，但在英、美、法的联合抵制下，日本企图夺取这两处租界控制权的图谋未能得逞。此后，日本对天津英租界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英国在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下终于作出了不光彩的妥协。
4月9日，担任华北伪政权海关监督的汉奸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暗杀。根据日本人的情报，四名嫌疑人被工部局巡捕逮捕。此后，围绕着是否交出这四名嫌疑犯的问题，英、日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涉。天津日军当局态度强硬，声称对暗杀临时政府要人的犯人予以庇护，就是对日军的间接的敌对行为，是对“东亚新秩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