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什么事实能够证明以上所说的东西是真理的话，那么这就是所谓“世界大战”（1914—1918）的体验。战争状态——姑且不论战争是怎样和由于谁的“过错”引发的——使一切“生活共同体”，即一切在其不可割裂的生命进程中感到是“一体”的组织和个人，作为巨大的统一现实出现。[41]它使个体生命英雄化了，同时却使所有精神个体堕入沉沉梦乡。它消除了人们对肉体自我状况的一切烦恼，同时却解除了精神人格并剥夺了它的权利！革命群体及其运动呈现出同样的总体迷狂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身体自我和精神自我同时沉沦，堕入一场激越的总体生命运动之中。
对于一体感在人的身体中的唯一可能“地点”所作的这一限定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判断就同情事实所作的一系列形而上学分析。我在这里指的是所谓“一元论”的分析（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哈特曼、帕格森、德里什、贝歇尔）。[42]本文对这些分析既不拟批驳，也不加以认可。然而，从已经发现的东西中可以断定，它们只有在机体领域之内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领域可以推断，所有具有生命活力的东西都蕴含着一种超个体“生命”的形而上的存在，在所有按照活力法则构成的东西之中都有一个原初隐泰莱希[43]的形而上存在）；不过，它们绝不可能引发人们去设想：一个一体的、同一的精神性世界理由作为认同依据活动于所有有限精神之中（一般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