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科举及所引发的教育制度的变革，对当时士子的心理冲击是相当大的。本来，科举入仕向来是读书人的正途，他们中不少人终生孜孜于策论、制艺之术。废止科举代以学堂却一下子导致读书人不得不放弃举业而群趋新学，因清廷规定学堂毕业也能得到科举出身。[17]此一规定的实行，对中国教育体制顺利地从科举向学校过渡起了很大作用。既然进学堂一样可得到出身，读书人也就不再固守举业所赖之旧学转而在学堂所授之新学上下工夫了，西学遂赖以日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学堂除向学生提供类似科举的出身以使学生入仕外，它也能向学生提供多种选择，这就非科举的单一出路所能比。因清末时代剧变，朝廷衰微，国家政权力量大大缩减，社会空间则由此而扩大。仅看当时政治、文化团体之多（戊戌时全国各地已有近百个团体，之后又有增加），报刊之盛（仅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便相继创办120多种报刊），便能说明这一点，更何况学堂本身的大量兴办，也是对社会空间的极大开拓，从而读书人可在入仕之外，投身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去。但无论入仕与否，掌握新学都是必备条件，进学堂与留学都起着同样的作用。所以，晚清士人群趋于学堂或出国留学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这一过程中，不免泥沙俱下，求真学问者只是极少数，就像梁启超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