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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来蒂对他者的态度用玛格丽特反复跟演员强调：要游离角色之外.
这是他对待政治、人际沟通和电影工作的观点，要尊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自我又拒绝同化，这个观点隐藏在开头，示威者冲向警察一幕戏中批评演员过于投入暴力，玛格丽特反对站在道德至高点的社会电影，这种道德思考的模糊性使她过分疲倦、噩梦不断，不懂如何用语言的修辞（就像女儿讨厌的拉丁语考试）正确表达情感，美国演员情感外露的自吹自擂正好打破了她的情感表达无能，他浮夸的情感释放成为缓解玛格丽特家庭压力的调节器；莫莱蒂惯常用琐碎细节消减悲情元素，如病院探望母亲的场景，喝了一半的酸奶、检测仪的夹指、输液瓶和护士普通的慰问，营造一份平静坦然的面对；叙事欠缺的是思考和回味，平淡无奇的台词不听也没有损失，家庭主线与工作状况的片段显得格格不入缺乏共通性.
如果说上部停留在对疾病本身的探讨和阐释，下部便以宗教为注脚，上帝与爱人的类比成为疾病的一体两面（上帝抛弃天使和人类，爱人抛弃疾病和爱情，皆隐含末日意味），疾病的意义空间向“意义”本身扩张，宗教的先进（倡导死亡）与保守（提倡没有死亡的世界）并存，爱情的嗅觉（身体分子化）与味觉（皮肤液体化）并存.
从爱情谈及宗教（或曰反之），天使成为传播中介，千禧年后的混沌成为“重建”世界秩序的契机，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人类关系（个体/群体）的修复，当作为先知的凡人将私爱升华至博爱，选择尘世疾病和痛苦，选择成为“感受”的载体，选择成为“世界公民”，宗教学（或被戏谑地称为天使学）意义对人类来说还剩下多少——或许比“上帝已死”的论断更觉残冷，但是“疾病带走了我们很多人，但不是全部.
世界只会向前发展，我们都将成为公民.
”讲述了为了钱、权力、名誉、各自的欲望而开始进行危险交易的三个男人的背叛和阴谋的故事.
